北宋名臣蔡襄，是政治家也是书法家，亦是茶学专家。在他担任福建转运使期间，创制出“小龙团”茶，成为宋朝皇室的最爱。蔡襄不仅助推了宋代茶文化的兴盛，也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但苏轼却将蔡襄与奸相丁谓相提并论，这又是怎么回事？
近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新书《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作者围绕120余封宋代士大夫之间的往来私信，结合史料解读这些孤立的历史碎片，从亲友交接到师生恩情，从朝堂政治到边地战事，勾勒出宋朝士大夫的千般面目。澎湃艺术选摘其中《一位有政治觉悟的书法家》一章，一窥蔡襄的政治智慧与生活风雅。
“庆历新政”只存续了一年多就以失败告终，“庆历君子”陆续被外放。庆历四年（1044）十月，33 岁的谏官蔡襄被贬往福州任知州。蔡襄奔波数月，到福州安顿下来以后，收到了韩琦写来的一封信。新政失败后，韩琦被贬往扬州，他们好久没联系了，于是蔡襄给韩琦回了一封信（即《海隅帖》，又称《资政谏议明公帖》），此信文字如下：
【资料图】
襄再拜：
襄，海隅陇亩之人，不通当世之务，唯是信书，备官谏列，无所裨补。得请乡邦，以奉二亲，天恩之厚，私门之幸，实公大赐。
自闻明公解枢宥之重，出临藩宣，不得通名。下史齐生来郡，伏蒙教敕，拜赐已还，感愧无极。
扬州，天下之冲，赖公镇之。然使客盈前，一语一默，皆即传著，愿从者慎之！瞻望门阑，卑情无任感激倾依之至。
襄上，资政谏议明公阁下。谨空。
蔡襄《海隅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此信大意是：我是在海边农村长大的，不通世务，只会读点书，让我当谏官，真是对国家没有半点帮助。我能够回到福建任职，并奉养双亲，这真是天恩浩荡。我们家族的幸事，都有赖于你的帮助。自从你出任扬州，我还没有给你写过信。姓齐的人来福州，带来了你的书信，非常感谢你的关心和照顾，我深感惭愧。扬州是重镇，全靠你的管理了。那里往来人员比较多，你的一言一行很快就会传到别人耳朵里，一定要小心。我对你的尊敬、仰慕和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蔡襄这次被贬福建以后，他充分利用自己的特长，化被动为主动，在工作上和私人关系上都得到皇帝的认可，并成功调回京城，回到皇帝身边。此后，蔡襄也都能在做好工作的同时，处理好与皇帝的关系，所以，即便他又犯了错离开京城，仍然会再回到朝廷，最后一直做到三司使的职位。那么，蔡襄是如何处理与皇帝的关系呢？
顺利的青年仕途
蔡襄的政治命运总体说来还是不错的，他正好赶上了一个称得上是奋发有为的时代，宋史上最为人称道的一些大人物几乎都出现在这个时代。
参加工作五年后，也就是景祐三年（1036），25岁的蔡襄完成了第一份基层工作，然后前往京城参加吏部的人事调动。当时正赶上范仲淹绘制“百官图”弹劾权相吕夷简失败被贬，年轻的蔡襄看不下去了，写了《四贤一不肖》长诗，高度赞扬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批判高若讷。此诗一出，朝野轰动，连辽国使者都将这首诗抄回去张贴，蔡襄的名字一时间传诵南北，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大票就这样完成了。
按“四贤”的遭遇，蔡襄应该是马上被扫出京城了，可幸运的是，另一位政坛新星、28 岁的韩琦救了他。结果蔡襄非但没有被贬，反而在这次人事调动中分到了一个不错的职位，即西京洛阳留守推官，主管推案判案，跟之前在漳州的职务类似，而且洛阳是陪都，地位比漳州高多了，蔡襄因此也与韩琦成为终身的朋友及政治盟友。
蔡襄在洛阳的第一位领导是张士逊（964—1049），这位老领导当时已经72 岁，他在真宗朝和仁宗朝都当过宰相，是一位很文雅的老相公。蔡襄在他的幕下任推官真是有福，张士逊还专门向朝廷写信表扬蔡襄。第二位领导是后来在西北战场上惨败的范雍。第三位领导是宋绶（991—1040），宋绶精通书法，与蔡襄有共同爱好，宋绶赠送了一些文房名品给蔡襄，开启了他的文房收藏之旅。
有领导爱护和栽培，有朋友们纵情山水，蔡襄的日子过得非常滋润。多年以后，蔡襄还于病中回忆起在洛阳的幸福生活，写下了《梦游洛中十首》，其中第一首为：
天际乌云含雨重，楼前红日照山明。
嵩阳居士今安否？青眼看人万里情。
这首诗的前两句是蔡襄于梦中所得，后两句是醒后续写的，此诗后来被苏轼抄录（即《天际乌云帖》）。
苏轼《天际乌云帖》
苏轼《天际乌云帖》中蔡襄的诗
蔡襄另有一篇手札（即《门屏帖》）大约写于此时：
襄颛诣门屏，陈谢推官吕君。九月日，襄上谒。
蔡襄《门屏帖》 故宫博物院藏
这不像一封正式书信，更像是一张小便条，应该是蔡襄登门拜访吕推官，结果没遇上，所以留了张便条。如果蔡襄的官职更大一点，则不会用“门屏”二字，因为这个词有权贵之门的意思。
三年期满后，29 岁的蔡襄调入京城，任秘书省著作佐郎和馆阁校勘，与欧阳修成为同事。这一年是庆历元年（1041），从这一年到庆历五年是北宋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五年，主要有两件大事发生：一是西夏李元昊攻打西北边境，此时蔡襄请假回福建探亲去了；二是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实施新政。庆历三年三月，吕夷简罢相，蔡襄与欧阳修共同的老师晏殊升任宰相，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即副宰相，杜衍（978—1057）任枢密使，韩琦和富弼任枢密副使，余靖、欧阳修、王素、蔡襄供职谏院，历史上有名的“四谏”诞生了，“庆历新政”也开始了。
（编者按：庆历新政最终失败，改革派成员陆续被外放各地，蔡襄也被贬至福州。）
被贬福建制新茶
庆历七年（1047）三月，被贬福州的蔡襄任知州的工作已近三年，由于政绩良好，得以升任福建路转运使。这个职位类似现在的省长，但并不完全等同，转运使一职设立之初的职责就是统筹一方物资与财赋的运输，后来扩大至人事监察等。福建虽不如江淮某些地区富裕，却盛产茶叶，早在唐代这里就是贡茶产地。到了宋代，经过宰相丁谓（966—1037）的开发，福建的茶叶更是成为贡品中的极品。
庆历七年初夏的一个拂晓，刚刚升任福建路转运使的蔡襄带着病体前往建安北苑监制贡茶。到了北苑后，他像一个茶农一样亲自考察和参与制茶的每一道工序，操劳了近两个月才返回衙署。他待这么久并不只是视察工作，他要研制一款新茶，亲自选摘，监管整个工艺，包括泉水的选择，最终成功研制出了自己满意的新茶，即后世有名的“小龙团”或“小团茶”。
龙团茶银模（《宣和北苑贡茶录》）
之所以这样叫，是与之前体积较大的龙凤团茶比较而言的。龙凤团茶一斤有8 饼，而蔡襄制作的小龙团一斤有20 饼，每一饼只有伍铢钱大小，直径三四厘米。蔡襄为什么要研制一款新茶呢？因为他爱茶，而且是一位品茶大师，茶就如同他的书法、文房一样，都是他生命里的清供之物。现在他主持贡茶工作，自然就想利用便利条件研制一款好茶，而且这也将成为他的一个重要政绩。
首批“小龙团”数量极少，一共只有10 斤，也就是200 饼，数量有限，蔡襄只能先送给那位最大的领导—皇帝，但蔡襄也拿不准仁宗皇帝是否有机会喝上这款茶，又是否会喜欢喝这款茶。皇祐二年（1050），39 岁的蔡襄调回京城修撰《起居注》，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行。由于能近距离接触皇帝，君臣聊私话就很方便了。有一天仁宗皇帝问起小龙团的事，蔡襄就有点小激动，这说明仁宗皇帝喝过他研制的茶叶，而且喜欢喝，要不然那么多贡茶，怎么就能记住他做的茶并且特意询问呢？既然皇帝喜欢，小龙团自然就成为岁贡精品茶，而且由于数量非常有限，无比珍贵。
蔡襄《 茶录》清拓本，载〔明〕宋钰集《古香斋宝藏蔡帖》卷二。
蔡襄 楷书茶录册（局部）此系南宋内府拓本，上海图书馆藏。
有过亲手研制茶叶的经历后，蔡襄的茶艺更精深了。仁宗多次向他问起建安贡茶制茶、试茶的情况，他于皇祐四年（1052）精心撰写了一部《茶录》，用非常简洁明了的文字介绍了如何鉴定茶的色香味，如何使用茶具，以及如何收藏茶叶等，然后用楷书工工整整抄录了一份献给仁宗皇帝，成为皇帝喝茶的教科书。
大坏蛋在“邀宠”？
据说苏轼晚年被贬广东惠州时，尝到了新鲜的荔枝，觉得味道非常好，可转念又深恶痛绝，因为他联想到了杨贵妃吃荔枝，想起了杜牧的那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东西是好吃，可是为了吃就劳民伤财，这怎么可以！于是东坡先生开骂了，他挥笔写了一首比杜牧的诗长五倍的《荔枝叹》，其中有这样几句：
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
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
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
“前丁”是指宋朝的大奸臣丁谓，“后蔡”是指蔡襄，苏轼在批判古代贡荔枝的行为时，笔锋一转，剑指当朝的贡茶，把丁谓、蔡襄笔伐一通，说他们“争新买宠”。从诗歌水平来看，这根本排不进苏轼的优秀作品行列，但是那句“前丁后蔡”却被人记住了，被骂的两个人都很有名，而且一忠一奸，朗朗上口，蔡襄就这样沦为丁谓的同伙。那么苏轼骂得对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先了解一下“前丁后蔡”到底做了什么。
丁谓是真宗朝有名的奸相。他有两宗大罪：一是无底线地逢迎真宗皇帝，致使真宗晚年沉迷道教，他趁机专权；二是他害死了寇准。这是历史的定论，无须为他翻案。但是，用一张恶人的面具盖住丁谓的一切行为是不客观的，坏蛋也不是一天炼成的。
丁谓27 岁时考中进士，得了甲科第四名，如此优异的成绩和美好的年龄，多数都有光明的仕途。丁谓的第一份工作是饶州（今江西鄱阳县）通判，相当于副市长，四年后被派往福建任采访使，到福建监察官吏民情，有点类似钦差大臣，为官四年就能做到这个职位，说明丁谓能力是很强的。关键词来了，那就是“福建”。
宋代红陶茶碾，镇江博物馆藏
福建的一项重要产业就是贡茶。在丁谓出使福建期间，宋太宗驾崩，30 岁的真宗皇帝即位。丁谓出差回朝后，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深入分析了福建的茶和盐之于国家的利害关系。相信这份报告一定是打动了此时正想有所作为的新皇帝，所以33 岁的丁谓直接升任福建路转运使。在福建，茶叶是特产，也是国家的重要物资之一，所以丁谓的工作重点自然就放在茶叶上。
丁谓到福建任职以后，也是有忧国忧民之心的，这从他此时所作的一首诗《咏泉州刺桐》中可以看出：“闻得乡人说刺桐，叶先花发始年丰。我今到此忧民切，只爱青青不爱红。”
在后人看来，这首诗不配被传诵，因为丁谓是坏人，这么忧国忧民的诗，肯定不是内心的真实想法。同样，丁谓在福建的工作成就，也被曲解为以茶博取领导的欢心。
事实上，福建的贡茶由来已久。在宋代以前，由于地理原因，被群山阻断的福建茶并不为北方人所熟知。即使是唐代的“茶博士”陆羽，也只是偶尔品尝过，他虽觉得好喝，却也没把它排进名茶的榜单里。但是很幸运，建茶遇到了新主人，即南唐李氏。南唐皇帝李璟原来一直非阳羡茶不喝，自从尝过建茶，就果断抛弃了阳羡茶，将建茶升级为贡茶，还设置了“龙焙”“官熔”等机构专门掌管采制贡品，采制贡茶的地方被称为“北苑”，建茶从此步入显赫时代。宋统一南方以后，建茶也成为宋代的贡品，其生产完全由官方控制，销售也进行管制，不允许私售。太平兴国三年（978），宋太宗赵光义专门派人到福建监制龙凤茶，以供皇室成员及王公贵族享用。
作为转运使，关注茶业是丁谓的本职工作。从现有史料来看，丁谓在贡茶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加强北苑茶场的管理和包装改造上。在他的监督下，各道工序都按质按量高效率地完成，京师显贵能在第一时间喝上新茶。在包装上，丁谓设计了多种几何形茶饼，突破了早先圆形茶饼的单一性。从销售的角度来看，让人印象深刻的包装和不同的茶饼形状都有利于销售，这些改进使得建茶在所有贡茶中脱颖而出，成为极珍贵的礼品。
丁谓设计的几何形茶饼。〔宋〕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太平嘉瑞银模，引自《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
丁谓设计的几何形茶饼。〔宋〕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宜年宝玉银模，引自《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
除此之外，丁谓还将福建贡茶的采摘、生产等具体情况写成了一本书，名为《建阳茶录》。这本书虽然已经亡佚，但从当时士大夫的诗文记录中可以看出，就是这本书的出现，使很多没听说过建茶的人和没有到过福建的人知晓了福建贡茶的情况。
丁谓做的这些工作，使得建茶销售量剧增，物资流通更顺畅了，国库收入当然也更多了。皇帝当然很高兴，不只是因为喝到了好茶，更因为他准备和辽国人打仗，正急需军费呢！丁谓在福建的工作证明了他是一把抓钱的好手，于是真宗皇帝将他提拔为三司户部判官，成为财政部门的一名官员。
从上述事实看来，丁谓在贡茶上的心思和成就不能只看作“邀宠”，倒也可以理解为一项政绩了。
苏轼是不是“毒舌”？
蔡襄的职务和工作任务与丁谓是相同的，但他更进了一步，为自己的辖区制造了一个顶级品牌。同一时期的贡品中，极少有经过转运使的改造而成为品牌的，比如宣州的贡品银杏，其实是一味很好的药材，还是护肤品的加工原料，可进贡的自始至终都是原味果子，没有任何技术含量，最多只是外面包裹着锦缎而已。所以等银杏成功移植到北方以后，它作为贡品的尊贵身份就丧失了，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宋〕马世昌《银杏翠鸟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杏树在宋朝初期以前，多生长于长江以南地区。到北宋中期，开封的达官富商开始以庭中植杏树为新奇之事，到北宋末年，京城中便随处可见杏树。
蔡襄在福建并不是只做了研发新茶这一件事，他对茶场的管理和茶叶运输都进行了改善。如经过实地考察后，蔡襄向朝廷提了一条建议，请求朝廷选一名录事参军监管茶场，以便使茶叶及时转运到别的地方，不至于使国家每年在官办茶场上花费大量钱财而得不到回报。蔡襄后来调入三司工作，又结合自己任转运使时的经验，建议商税院不要任用有背景没能力的权贵家属，而要用清廉有能力的人。从这些来看，蔡襄在福建贡茶的管理上是花了心思的。所以，研制“小龙团”只是他工作的一小部分，或者说，他只是利用有利条件把自己的爱好做成了一款产品。
一种东西一旦成为特贡，也就成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人都想得到一份；另一方面，也容易背负骂名。被万人敬仰且自带传播加速器的东坡先生编成“前丁后蔡”，蔡襄的人设瞬间就崩塌了。
北宋末年著名的太学生陈东（1086—1127）在蔡襄《茶录》的拓片后写了一段题跋，大意是：我小时候听年老的人说，蔡襄在福建为官时，设法制作了小团茶，将它作为贡品献给皇帝。富弼听说后惊叹：“这是仆妾为讨好主子而干的事，没想到蔡襄居然做出这种事！”我作为小孩子听到这种话也有所感悟。现在见到《茶录》的拓本，真替蔡襄可惜，他为什么不抄一篇《旅獒》献给皇帝呢？
《旅獒》是《尚书》中的名篇，“獒”是当时西方远邦献上来的一种大犬。当时的太保写了一篇《旅獒》劝诫武王不要沉湎于玩乐。陈东这种观点显然也是苏轼观点的“后遗症”，还把富弼拉上做垫背。
不过，也还是有明白事理的人。《四库全书》编修官在校对蔡襄的《茶录》时，就发现了“前丁后蔡”论调的不合理处，他写了一段评论，大概意思是：
一、贡茶久已有之，非始于蔡襄；
二、蔡襄作为福建路转运使，研制精品茶是他的本职工作；
三、史传富弼和欧阳修惊讶于蔡襄作为士人却干小人献媚之事，这很可能是后人依托富弼、欧阳修之名抹黑蔡襄；
四、这种谣言都是附会苏轼“前丁后蔡”“致养口体”的说法。
那么苏轼为何要将“前丁后蔡”编排在一起进行抨击呢？不能说苏轼就是想刻意抹黑蔡襄，事实上，他在很多地方都对这位老前辈有极高的评价。但无论是对丁谓还是蔡襄，要考察他们在贡茶上的工作，首先必须要对他们工作的时间点、具体内容和业绩有清晰的了解，这在苏轼时代还做不到，因为那时还无法对“前丁后蔡”的事迹编年。或者说苏轼本人还做不到，因为苏轼一生都没有担任过转运使的工作，对福建贡茶的了解也不深。可是苏轼有文人的清高和习性，同当时的很多文人士大夫一样，他更习惯于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进行评判，对这种拿奢侈品“邀宠献媚”的行为，他看着不顺眼，性情一来，就那么写了。
〔宋〕佚名《十八学士图》局部
蔡襄的“书法政治”
皇祐五年（1053）正月十六日，北宋皇宫里的会灵观着火，一个存在了半个世纪且非常神圣的地方突然消失了，这给仁宗皇帝带来了麻烦。要不要重修呢？仁宗的心情是复杂的，会灵观重修与否，其本质是如何评价他的父亲真宗赵恒，这位已故三十多年的先帝因过分崇信道教而饱受诟病。
经过慎重考虑，仁宗下令重修，于是原址上又起了一座全新的宫殿，但是没有用原来的名字，而是取名“集禧观”，意思是集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于一体的地方，这就不再是原来的道观。那这不是悖逆了先皇吗？仁宗又在“集禧观”的西边新修了一座殿，取名为“奉神殿”，此名来源于真宗写的《奉神述》，这篇文章的内容是给各位神仙定等级和敕封爵位。宋朝皇帝姓赵，宋朝的皇统和道教皇统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一个在地，一个在天，所以仁宗修奉神殿只不过是家事家办，而不是突出老父亲佞道，这样就把事情给圆上了。
修奉神殿，自然得将真宗写的《奉神述》刻石，仁宗决定亲自书写碑额，内文则交由书法名手蔡襄来抄写。蔡襄将真宗书写的正文和仁宗书写的碑额都勾勒于碑石上，然后把摹本送给仁宗，仁宗肃然站好之后才恭敬地接过去。过后，亲自写了“君谟”二字赐给蔡襄。蔡襄手捧皇帝亲书的“君谟”二字，内心非常激动。仁宗赐字是很平常的事，他也是书法家，爱写字，给很多大臣都赐过字，但是这次赐给蔡襄的这两个字却别有含义。
蔡襄《谢赐御书诗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蔡襄《谢赐御书诗表》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蔡襄《谢赐御书诗表》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君谟”是蔡襄的字，而这两个字是有特殊含义的，“谟”是计谋、策略的意思，“君谟”就是为皇帝献计献策的意思，蔡襄的字取得真是“别有用心”啊。而皇帝写这两个字赐给他，显然也是看出了它的含义，并表示赞赏。蔡襄很敏感，他立即给皇帝写了一封感谢信（即《谢赐御书诗表》，图47）。这封感谢信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先说明写信的缘由，然后又说自己来自偏远地区，出身孤寒，没有什么才能，皇帝亲手书字，激励他多为国家出谋划策，真是对他无比地荣宠，他感谢不尽，于是特地作了一首诗献给皇帝。第二部分就是他作的那首长诗，这是一首典型的歌功颂德诗，用词规格很高，感情激昂澎湃，有些词还是专为皇帝量身订制的，比如称送字的公公为“皇华使者”，称仁宗赐的手卷为“宝轴”，卷上的墨汁为“香煤”。
且看蔡襄在诗中是怎样歌颂皇帝的：
“精神高远照日月，势力雄健生风云。混然器质不可写，乃知学到非天真。”这是在夸赞皇帝和他的书法。
“缄藏自语价希代，谁顾四壁嗟空贫。”皇帝的赐书，必将是蔡家传于后代的珍稀宝物，有了这个，谁还会在乎家徒四壁呢？
“臣闻帝舜优圣域，皋陶大禹为其邻。吁俞敕戒成典要，垂覆后世如穹旻。陛下仁明加舜禹，豪英进用司鸿钧。”舜帝这样杰出的人与同样杰出的皋陶、大禹为伴，他们所说的很多话成为后世的典范，泽被苍生。皇帝之仁明超过了舜和禹，所用之人均为一时豪杰。
“臣襄材智最驽下，岂有志业通经纶。独是丹诚抱忠朴，常欲赞奏上古珍。”我蔡襄愚笨，没有帮皇帝治国的经纬大才，但我有一颗忠诚的心，希望能将古代非常好的治国经验呈献给陛下。
“又闻孔子春秋法，片言褒贬贤愚分。考经内省莫能称，但思至理书诸绅”，我知道孔子的“春秋法”是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褒贬贤和愚，但我遍查古书，思索许久，仍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我的心情，只好将最重要的道理写在自己的衣带上。
“乾坤大施入洪化，将图报效无缘因。誓心愿竭谟谋义，庶裨万一唐虞君。”我虽有抱负，但还没有机会报效皇帝。我发誓愿尽己所学，为皇帝出谋划策，成就一番伟业。
仁宗收到这封感谢信后很高兴，他很欣慰蔡襄看懂了他赐字的用意，于是又回了一封信，大意如下：我不上朝的时候，喜欢看古代经史和书法类的典籍，发现唐高宗给他的大臣戴至德、郝处俊、李敬玄、崔知悌所赐的字都有特别的涵义。你文笔温厚，笔力深妙，你名中的“襄”字表明了你的取向是“辅佐”，而字“君谟”进一步说明是用谋略来辅佐，我便写了“君谟”这两个字送给你，是想用其中深义来表达对你的特别宠遇。你将我的这层意思铺开演绎，写在长诗里，又以古代圣人为例，把我的意思说得更清楚，真是不错。
蔡襄楷书颜真卿告身帖跋 纸本 1055年作 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藏
这年十一月，皇帝于南郊祭天地，带了蔡襄同行，回来后，蔡襄写了一首《亲祀南郊诗》献给皇帝。很快，皇帝下诏赐蔡襄的母亲卢太夫人为“仁寿郡太君”，赐蔡襄的夫人为“永嘉郡君”。蔡襄是个大孝子，能为80 岁的老母亲挣得如此殊荣，是比他自己升官还激动的事，于是他将皇帝赐字、自己写的谢诗、皇帝的奖诏、母亲和夫人的封号等写成一篇完整的文章呈送给皇帝，并将其刻石。另外，他还将皇帝的奖诏单独刻石。
仁宗皇帝接信后很开心，又对蔡襄的人品、学术、才能表扬了一番，并再次激励他好好工作，成就了一生美名。
《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书影
（澎湃新闻经授权摘录，有删节。）